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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貌跟指教

我想這兩天最夯的話題一定就是清大學生陳為廷當面「指教」教育部長蔣偉寧的新聞,還有上個周末一個台大法律系的畢業生因為「22K」的薪水因而備感屈辱的消息,這兩個新聞事件,對於台灣的青年而言不只是壞消息,更是沉重的打擊。想要了解這些新聞事件,有很多管道可以知道,但我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這些憤怒因何而來!

 

我很喜歡六四民運人士王丹在他的臉書上的一段留言:

 

《聯合報》用兩版的篇幅修理學生,令人瞠目結舌。

整起事件中,學生的訴求,教育部的不當,都被放到其次;而所謂的“不禮貌”卻被無限擴大,這是典型的模糊焦點。新聞媒體在事情的重點上的選擇額,充分表現出了立場。

這是媒體病。

學生畢竟年輕,當然不可能像政客一樣圓滑老練。我們這個社會,為什麼對權力者那麼寬容,對於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青年人卻那麼苛刻?

這是社會病。

 

非常沉重的批判,王丹直接說我們社會病了!病得多沉重呢?一個社會議題就這樣被轉移焦點,「不禮貌」變成唯一的控訴,這個年輕的學生被形塑成一個口不擇言、語無倫次的莽漢,而雙手合十的蔣部長變成一個苦苦求饒的弱勢,這個事情發生在立法院,但事件的開端與教育何干?與清大何干?為什麼他們分別都要道歉,那群學生抗爭的對象不是教育部,也不是蔣部長,是那個很不透明的併購案。

 

這些憤怒的起因都是來自於「不公義」,就像王丹先生所說的我們的社會對於掌握權力者過度寬容,我們常常可以聽見企業人士對政府政策的批評,從產業政策到教育方針都有不少高見,但我們卻很少聽見來自底層的聲音,例如勞保的財務危機,我們聽過官員的解釋、名嘴的建議、甚至操盤手的自白,但我們從沒聽過900多萬正在繳勞保的勞工的聲音,為什麼?因為這群人日子苦到連聲音都發不出來,因為我們知道抗爭只會遇到鎮暴警察,不小被媒體拍到只會增加自己日後無限困擾,但我們不是「民主社會」嗎?怎麼會到現在都還有這種「白色恐怖」呢?

這是一種無力,一種對大環境悲觀的反動。

 

我想這個社會需要「對話」,那種深度的對話;需要「深度」,那種深入自由本體的內涵;需要明白在一個自由社會中,一個人有權自由地表達一切,但也正因如此,他就更需要有為「自由」負責的「能力」,不只是暢所欲言。那天在現場的都是「成年人」,我們需要學習的是「溝通的智慧」,而不是互相指責的「批鬥」,

不要讓文革的慘劇再一次發生在21世紀的中國人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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